文 祸（一）-玄都观的桃花

    文祸（一）

    ---玄都观的桃花

    本来想写个长篇，但在写过一万字后憣然醒悟：好吧，我承认，要在一篇文章内塞完我想塞的全部内容，实在是个太过自大的狂想。

    所以，拟想中的长文，变成了一系列中短文，当然，这样也带来一大好处，就是我可以抛开原来对主题和篇幅的顾忌，肆无忌惮的东拉西扯，或者说跑题……至于这个系列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嗯，相信我，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太平记会写完的，这个系列也一定会写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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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为了要把标题都凑成两个字才起名叫“文祸”，在我的概念里，“文祸”和“文字狱”本来就是两回事，其区别，大致可以用“无中生有”和“防微杜渐”这两个词来形容。

    所以，虽然一直被很多朋友骂，我还是始终坚持说：对“文字狱”，对那些“防微杜渐”的重案，如唐之桃柳，清之吕曾，我固然反感，却并非不能理解，而对那些为死狱者而发的呼号，我也常常以为无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求仁得仁，又有何辜？只是在对“文祸”，对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如汉之种豆、宋之车盖，我才一向都抱着最高的憎恶与敌意。

    至于“文祸”与“文字狱”的区别……嗯，向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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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梅》

    “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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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年间，国辱土丧，文坛乃兴慷慨激越之风，个中魁首，当然是“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辛稼轩，其余代表人物，前期，有“此生谁料，心在天外，身老沧州”的陆放翁，有“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的张于湖，有“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陈龙川，后期，则有“总不涉闺情春怨”的刘后村，有“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陈龟峰，有“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的刘须溪……等等，皆一时豪杰，虽终天倾难挽，但比诸南陈南唐南明时把靡靡之音亡国之调唱成主旋律的末日狂欢，也足证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的名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千载成败万古争，苟世异时移，作街谈巷议，不过留得此名。

    上面那首诗的作者，就是刘后村，他初名灼，后名克庄，字潜夫，号后村，有《后村先生长短句》传世，在后期的辛派文人中，以其成就第一。

    说起来，在他的作品中，《访梅》的知名度实在很小，“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的自况，“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的豪放，以及“总不涉闺情春怨”的创作态度，都更为人熟悉。之所以特意把它选出来，是因为，这首诗短短二十八字，却包含了三段因文生祸的故事。第一句，是中唐刘梦得之“玄都桃花”，其时代背景为永贞革新，第二句，是盛唐李长源之“东门柳”，其时代背景为杨国忠的得势，第三第四句，则是在说作者自己，其背景，是南宋史弥远的专权。

    今天，我们只讨论第一句。

    ---“梦得因桃数左迁”。

    梦得，就是刘禹锡(字梦得)，他是中唐时期大活跃的诗人，与白乐天韩退之柳子厚处于同一时代，是“永贞革新”中的重要人物，时人论及革新人物，有所谓“二王刘柳”，“刘”就是刘禹锡，名在王伾王叔文之后，柳宗元之前。

    （当然，这个缩写本身的来历倒是不大光彩，后面再细说。）

    要说“永贞革新”，得从“安史之乱”说起。

    李唐开国，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历经武周成功建立我国历史上仅有的女性政权和挫败掉韦后再次建立女性政权的努力，终于迎来了唯一能够凌驾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之治”之上，能够被各代史学家们共许为“盛世”的金色时代：由唐玄宗李隆基及众多极为优秀的人才们戮力同心创建的“开元盛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可惜，正如历史中不止一次上演过的，惊天巨人，建功不世，举目无敌，于是稍以自娱，于是躯倦厌政……但，在这过程中，巨人，或者说曾经的巨人，却仍有着最强的信心，有着无敌的自负，那使他的眼蒙蔽，使他看不到万里长堤上，已开始出现了隐隐绰绰的沙眼。

    于是。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之乱的影响，大致可以比成小铁在孤峰之战中被下的毒药：不能“毒死你”，却能“毒到你死”。它没有终结唐王朝，却为唐王朝种下两大死疾：藩镇自专，宦官干政。从此以后，历代唐皇帝及政治精英们，无不殚精竭虑，想要控制甚至是治愈这两项顽症，却均告失败。最终，大家只有无奈的拥抱在一起，沿着那不仅越来越滑，更兼越来越陡的斜坡，翻滚着，跌撞着，摔向中国历史上两大黑暗时期之一的“残唐五代”。

    （残唐五代的内容和本篇主题相去已远，这里不再展开，有关内容，在《文祸--人生识字忧患始》中，会有更详尽的介绍。）

    永贞革新，正是唐王朝的精英集团们打击藩镇、宦官，力图复权于上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肃宗之后，是代宗，代宗之后，是德宗。德宗身故后，当了二十年太子的顺宗起用王伾诸人，力行新政。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得到全体皇族和士人支持的好事，但很遗憾，由于先天存在的诸多重大缺陷（在决策层，顺宗继位时就已中风，口不能言，在执行层，二王均非正人，尤其王叔文，常被指摘为有唐一代朋党之乱的始作俑者），永贞革新并未能团结起所有应该团结的力量，反而先激起了皇族间的内斗和朝臣间的恶斗，仅半年便告失败，顺宗被他儿子按照大唐开国以来的传统，升级作了太上皇，“二王刘柳”中，王伾忧愤而死，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外放连州刺史，未两月，再迁朗州司马（同期，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初中课本有选的《小石潭记》，就成文于这一时期。）并且，斥诏中还大书昭然“虽后更赦令不得原！”，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讲，除非宪宗早亡，他们的政治生命已到此结束。

    在大唐放逐的疆界中，朗州（今湖南常德）已算是最外围区域之一，与其接壤的地方甚至还未行王化，即所谓“不毛”（说起来，那个“不毛之地”倒真是大大有名……“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

    值得在这里指出的是，刘禹锡，乃至永贞群臣的流放，倒也算是种瓜得瓜，他们在当时得令的时候，表现的并不好，时人议论，以为王怌跋扈，叔文阴结，就算刘禹锡，也有过因为别人稍不亲附就斥流远藩的记录，新唐书记为“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已嚣张到了让人在背后都不敢提名字的地步……所谓“行得春风有夏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失势后的遭遇，应该不算是一种意外。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批人员又的确有其能力在，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后，帝京当中，终于还是飞出了返京的恩诏。

    ……斯时，为元和十年，距离刘禹锡的外放，已经十年了。

    十年啊……对镜抚膺不忍叹，人生几得再十年？特别是对于一个曾经登上云端，曾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这远涉山水间的十年，一定有很多刻骨铭心的东西，一定有很多孤夜残漏的领悟。

    （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或者有所领，却并未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了。）

    回到刘禹锡身上来，公平的说，他被召还时的前景并不错，“欲任南省郎”。

    南省，就是尚书省，唐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的地理位置在三省最南端，故时人名之“南省”，后来宋袭唐制，也是这样称呼。南省郎是简称，即南省侍郎，从级别来说，是四品（刘禹锡当年在永贞革新时位监察御史，只是正八品），从含权量来说，可以算宰相助理，是有里子有面子的一个好位置。

    不过，他没能上任，因为……桃花。当时，京中有一座道观，叫玄都观，因为道士很会种桃花，成了著名的社交场所，整天里冠盖云集，热闹的紧。

    话说唐宋时期，社会上的文化气氛不要太浓，但凡有头有脸的人物，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时，没好衣服可以穿布的，没马可以骑驴甚至自个儿安步以当车去，大家都不在乎。可要去了玩了却不写首诗填个词什么的，那，连家里人隔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明白，刘禹锡跑去看花，肯定是要写诗的。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要说，这诗也没什么，大实话，他都走十年了，这些树指定是他走以后才栽的啊，可凡事架不住琢磨，让有心人一听一想，这事就麻烦了。

    “尽是刘郎去后栽”……您这儿话中有话吧？

    “紫陌红尘”这个词的指向意味，是非常浓的，即今日之“大红大紫”的源头，唐人所谓“朱紫富贵”，正是官绶颜色，有此四字，有心人硬说他是冲官场中人来的，那是一点都没法分辨。

    说到对这段文案的评价，套路之一，是“在这首诗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刘禹锡作为改革派重要人员的坚定立场，展现了对保守派豪不保留的蔑视以及锐意改革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因此，他受到了保守派（也有书作“顽固派”）的敌视和更进一步的打击……”等等，虽然这大致是在“河殇流”甚嚣尘上的年代里写出来的，可到了今天，好象也还是这样没变。

    这样说对不对呢？不能说完全不对，刘禹锡显然是个改革的死硬派，这首诗也显然写的很有情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和他十三年后再次看花时写的另一首诗连起来读，就更能看出他的态度真是始终如一。

    （十三年后，刘禹锡再被召还，用为主客郎中，可他也真是性子倔，偏又跑去玄都观，一看，哦？现在没花了啊？没花我也写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也就罢了，还自已写个序，叫“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你说，这几句话向外一放，那些当朝的“兔葵燕麦”能待见他么？虽然这次倒没被再赶出京，不过……也的确彻底断绝了自己的仕途。）

    但是，如果只分析到这一层，只把过错归结到所谓“保守派”身上，我认为，也是不对的，或者至少是不全对的。

    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写诗的是刘禹锡，但翻翻历史书，我们却会看到，被逐贬出京的是一批人，一批，均在十年前被流为远郡司马，刚刚蒙召入京的旧臣，其中有柳宗元、有韩泰，有韩晔……都是永贞革新的干将，“二王八司马”（顺便说一下，这里也算是一个旁证，说明在唐朝时，“王八”还不是骂人的话……）的成员。就算他那首诗实在是惹着人烦，可另几位又算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科学中，有个基本原则，若理论不能解释事实，那这理论就一定是错的，放在这里，所谓“保守派”疯狂迫害“改革派”的理论既然不能解释这些事实，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

    事实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称呼根本就不合理，若以当年“永贞革新”时的目标来衡量，宪宗年间整顿外藩的成绩堪称斐然，史称“元和中兴”，可以说是王叔文们那时都未必敢有所想象的漂亮。若国家已的确较当年更加强大，若永贞革命者们的理想已在被逐渐践行，那，仍然站在远方，愤怒并继续孤立自我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

    请记住，刘禹锡的被召回，并非一个单独的行为，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十年前一齐摔倒的众多同志……这说明了什么？

    天子。是天子有意起用新党。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圆各种事实。

    当然，从史书上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各种记载中，皆说是“宰相欲用”，“相爱其才”等等……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至于这一决策的原因，两个字可以解释……朋党。

    永贞革新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拉开了朋党之争的大幕，先是王、武死斗，水火不容，后是牛、李揪打，不相尔汝，如是这般，直至唐亡。

    在我而言，很少对一样东西给以完全的负面评价：甚至包括文字狱本身，我也一向主张全面来看，要考虑统治者的立场，但对于“朋党”这东西，我真得是说不出什么好话。

    需要说明的是，“政党”和“朋党”是两个东西，虽然，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党的确都有朋党化的趋势，但终究还是要搞清楚分别的。

    儒门的说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以义合，小人以利合。这个，我觉得把“政党”与“朋党”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的，就是朋党，为原则而支持、为原则而反对的，就是政党。

    在我心目中，“朋党”这东西是政治中最可恶的存在之一，尤其是两党相撷，不分上下的情况，若说极端一点，我宁可用一个专制的帝王来换取两个相抵的朋党，因为，专制者，至少有“可能”作成一两件事，而朋党的合力，则可以确保“绝对”不会作成任何正确的事。

    （顺便的顺便，题外话的题外话，今世之所谓“民主国家”，承平数十载之下，政党多有朋党化的趋势出现……甚至，连一些所谓的“新生民主国家”，统共十年八年的民主史，却在真正体现出民主的强大之前，已先急不可奈的滑向朋党化，观之，真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

    ……

    当然，宪宗所面对的朝政，倒还没有出现这种两党相角的情况，事实上，他倒还是有点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那时的朝堂之上，只有一党……在十年前因与永贞一党对抗而集结起来，并最终推动宪宗上位的官僚集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宪宗反对永贞革新，不是因为他反对改革，而是为了自个上位，一旦上位之后，永贞革新“权归于上，抑宦削藩”的思路，可就立刻对了眼，再加上旧臣如武元衡等人自恃拥立有功，越来越觉得自个真是什么白玉柱紫金梁之类的重臣了，在这种情况下，换谁在上面当一把手，也会考虑搞搞平衡的。

    要搞平衡，刘禹锡当然是个好人选，当年并肩搞革新的“二王刘柳”中，王伾病亡，王叔文赐死，向下数就是他了，何况他和武元衡还有私怨，更不用担心会被武系收编。从这种角度来看，刘禹锡的引起旧党反弹，简直正合宪宗心意，又岂会一怒贬窜？或者说，如果只是因为顶不住旧党的压力，那，他从一开始又凭什么可以把这些人全部召回来？

    要知道，从有唐一代的历史上来看，宪宗并非无能之辈，自安史之乱后就告沦丧地方的藩镇之权，正是在他手中有了实质性的回收，中学课本都有选的《雪夜平蔡州》，乃是天宝之后唐皇帝少有的得意之作，新唐书赞曰“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许其以“刚明果断”四字，比诸前面德宗的“以强明自任”，比诸后面穆宗敬宗的“昏童失德”，那评价真不是高出一点两点。

    所以，刘禹锡的这一次被贬，有着更深的背景，要从更大的地方去看去分析。

    上面说了，唐顺宗革新失败，被人假诏逊位，换了宪宗上来，虽然说，请老爹去当太上皇是唐朝的明规则，但终究不是什么好名声，何况是唐宪宗这种“刚明果断”，恨不得功追贞观，勋比天宝的人物？而同时，要让这样的人放弃既有思路，把经已召入京中的永贞群臣再度赐罪，远放八荒，那又得有什么样的动力？

    ……翻开随便一本基础哲学，我们都会看到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皇帝的立场，你们之前的错误不是搞改革，而是站错队，那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回来重新站队，继续支持我搞改革，大家还是好同志，但……这儿有个前提，你们如果还认识不到错误的本质是站队而非改革的话，那对不起，您那儿来回那儿去吧，腊月二八打个兔子，缺您还搞不了改革不成？

    所以，严格说来，刘禹锡的这一次流放，和他的桃花诗并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以及他们并没有完成自己心理定位的转变，没有回答好最上位者始终不曾问出口的那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忠于改革事业本身，还是忠于搞改革的那个人？

    ……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用另外两段资料来回答。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

    而在稍后，刘禹锡游蜀中，吊昭烈旧迹，居然留下了这样诡异的句子：“得相能开国，生子不象贤。”

    ……上面的文字中，“征”、“俄而”皆用的极可玩味，至于“得相、生子”之句，更让难以相信这只是在纯粹的讲古。

    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刘禹锡的被流放，责任甚至并不在他个人（当然，作为这个集团时存的头号人物，影响力最大者，他无疑该负最大的一份责任），历史的真实，应该是这样的：

    为了制衡武元衡一党，也为了希望借用永贞一党的能力与执著，宪宗推动系列人事案，将二王八司马中残余的精英召还，更明白无误的放出“意图重用”的信号，想要换取他们的忠诚。

    然而，也许是刘柳等人对顺宗的忠诚太过强大，也许是十年前的伤痛太过深刻，甚至，也许只是畏惧新党复用的旧党适时制造了流言与假象，总之，他们最终未能通过宪宗的考验，被认定为“不可靠”，而再度贬斥出京。

    同进，共退，十年前，他们仓皇南去，十年后，他们以为看见春天，却发现那实在只是一次料峭刺骨的倒春寒！

    但我们又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执着，他们不惜放弃掉重享荣华富贵的机会，再一次的回归到那些苦水恶地中去，无论他们少年得意时曾如何轻狂，这一刻，他们已将所有的债务还清。

    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其回报：失掉“现在”，却换来“永恒”。

    我们这个古老的、历经沧桑的民族，始终，会给那些愿意为坚持原则而放弃物质利益的人给以甚高，甚至是最高的尊重，譬如不食周粟的伯夷、譬如不食糟醨的屈子……乃至，不食美粮的自清先生。

    清人尝作刻薄语，以苏小小李师师洪承畴钱谦益论名宦名妓之别，道名宦是身前享名身后刻苦，名妓是身前刻苦身后享名，虽失庄重，却……又何尝不是无理？

    对这种模式，我名之“有骨气的失败者”，中国人并非爱为失败者唱挽歌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是在抛弃失败者时动作极快的民族，但同时，若失败者能保有骨气，却又能够赢得极高的尊重，甚至可以在文化结构中取得凌驾于胜利者之上的地位。

    这种似乎矛盾的心理，正可以铨释老子的断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了现实目标而迅速转身的人群，心底却未必不在指摘着自己的“灵活”，而在出现了敢于“执著”的忠臣孽子时，新时代的顺民们，更会一边发着隐隐的痛楚，一边情不自禁的发出赞美。

    因为，他们知道，那的确不能“支持”，但绝对值得“尊重”。

    那都是我们民族的魂，灵活是，执著也是，不懂得“圣之时者也”的民族不会有“未来”，但举国都是贝当元帅的民族，却连“现在”也没法保存。

    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并非最古老也并非最辉煌，却是最为气脉绵长的神奇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走到族灭的边缘，却总能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这种灵活与执著的奇妙结合，也是，原因之一吧？

    说到这里，我们会明白，刘禹锡的桃花诗，本身或者不应该被称为“文祸”，严格的讲，这倒是历史给他的一份厚礼，作为永贞诸臣中最后的大人物和最执着的人物，历史，和历代的文士们，选择了他，来作为这个充满悲剧色彩和理想色彩的小集团的代表，让他们走入历史，走入不灭的道路。

    桃花诗，那实在只是一则浪漫的故事，一个被典型化的符号，充满了浓郁的传奇色彩，让我们叹息，让我们扼腕，让我们把历史简化为“坏人欺负了好人”这样一望即知的模式化故事。

    但实在，历史，何曾简单？

    玄都观中桃千树……你可以说刘禹锡遭到了太重的打击，但不必说他被迫害，不必说他蒙受了文祸甚至是文字狱……当他本来就不打算伸出手去合作时，我们又何必为了对方的把手抽回而叹息？

    ……是之谓，求仁得仁。

    有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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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后，刘禹锡再度回京，是时，宪宗经已过世，他也已是壮年早逝的白发人，当年永贞一会中的同志们，都已身死异乡。在那批曾经狂欢着，叫嚣着，自以为“将拔下龙的牙齿，将把狮子踩在脚下”的年轻人中，他是最后活着的一个。

    恍若隔世……是吗？

    我并不喜欢，不过，我必须承认，以我的阅历与学识，也仅仅可以描摹到这个地步。

    《再游玄都观》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一首诗，我一直都以为，实在并非简单的发泄愤怒，甚至，连那为他召祸的“兔葵、燕麦”，到底指向为何，也都值得深思。

    刘禹锡第二次归来的时候，唐皇帝为文宗，文宗之前是敬宗，敬宗之前是穆宗，穆宗之前才是宪宗，十四年间，换了四个皇帝。

    这并不正常，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没有善终。

    宪宗的结局，非常可悲，这个曾令天下藩镇颤抖，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对帝京输诚的男人，最后却因意图将收权的对象扩大至宦官，被刺杀深宫。而不仅是他，仅三年，继任者穆宗，再为宦官所杀，而到了敬宗年间，杀顺了手也杀红了眼的宦官们，更是索性制造出了“甘露之乱”这样骇人听闻的血案，杀朝士两千余人，赤裸裸的把敬宗当成了傀儡。

    在此背景下，藩镇们的离心倾向自然会大幅增强，对帝京的尊重乃至臣服则是疯狂下跌，永贞革命者们曾经梦想过的一切，现在，全部被以镜像的形式，投射在整个中国上。

    ……天下板荡，甚至，已没法看到自愈的希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曾经把握住历史走向，曾经意气风发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个老人，来到这他曾经游历的地方……

    岂不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那时候，刘禹锡到底想了些什么，诗下到底要表达些什么，我们已没法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我们知道的只是，当他发出“桃花净尽”之叹的时候，离大唐王朝的覆灭，离五代十国的开始，还有不到八十年。离刘克庄“落梅”之叹，还有四百四十年。

    ……风吹过，卷千树桃花，越万里天，越万古天，由长安、之汴梁，向半壁江湖，经五代、历十国，终化一树落梅，入后村笔底，涂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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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最后，几句闲话：以文学角度来看，唐宪宗的治世是极为重要的阶段，韩退之柳子厚白乐天刘梦得李长吉诸人皆大活跃于其时代，但，除了政治上完全不得意的长吉外，前四人皆蒙贬斥，远流僻壤。

    ……并且，这四人在政治上立场完全不同，韩柳相攻，一度不能两立，乐天为言官，不归属任何一党，但，在宪宗的治世下，他们却最终得到相同的结局，并分别为我们留下了诸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样的句子。

    古来文章憎命达……也许，真得是这样吧？

    《文祸（一）》完，续作近期推出，敬请期待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夜